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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子体罚学院 张维迎:最大的破产是道德的破产
浏览: 发布日期:2018-02-06

大量增发货币引发的治理危机和道德危机,异世灵武天下,可能是比财务破产更为严重的问题。

记者:你怎么看待审计署对有关地方债的审计,你怎么看地方债务问题?

张维迎:我认为地方债是经济一大隐患。尤其在过去十多年,一方面地方政府预期年财政收入会以20%-30%的速度增长,过分乐观,就没有节制地花钱;另一方面,在现行体制下,每届政府领导上任后,无论是出于政绩需要,还是出于腐败动机,都要做大量的新项目。各地间的竞争令他们相互比赛增长速度。这样,他们就不计后果地负债,现在很多城市都极少显示对财政约束的担心。

地方投资的资金从哪来?以公司形式出现的融资平台,这些融资平台背后,其实就是财政担保银行给你借钱。且许多地方政府仍滥用信用,做了工程后不付工程款。很多民工被拖欠工资的情况,罪魁祸首就是政府没有支付款项,这些工程亦无法给民工支付工资。还有我们这个体制就是,新的政府、新上去的人不为前任的政府官员做的事情承担任何责任,前任与他没关系。这带来的后果就是:前任的债我不管。这不是一个现代政府的含义,现代政府是一个法人,法人意味着以法人名义所作的承诺,后继者必须履约,这是基本的合约。

记者:大陆没有进入这种合约?

张维迎:对,我们的政府官员尚无这种合约观念。他们一定要做新的工程,建立自己新的形象。地方政府竞争本身不是坏事,但是如果竞争是在一种错误的导向下进行就可能变成坏事。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地方政府竞争,是比赛体制改革:谁的改革走在前面。走在前面的经济发展就好,人民的生活提高快,老百姓也满意。这样的竞争是健康的。但现在和80年代、90年代有很大不同,现在不是比赛体制改革,不是比赛体制效率,而是简单地比赛(经济)增加速度,比赛增加了多少投资,我觉得这是一件蛮可怕的事。我认为地方债是经济面临的一个大问题,可能下一个债务危机就会从地方债务危机开始。

记者:那你觉得这道题可解吗?

张维迎:能否解决这个问题,我不是很乐观。当然了,历史总会往前走,我的观点是:过去几年积累的这些问题一定会有一个爆发,问题就是我们最后怎么去解决。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间不可能不受到一些伤害,但如果我们以积极的、改革的角度解决它的话,就可以变成一个改革的契机。恰如上世纪90年代,喜马拉雅米口袋,国有企业负债多,三角债太多,政府没有办法,只能在体制上动脑筋,这就迫使很多地方政府改革产权制度,把企业卖出去,所谓“不求所有但求所在”,形成了大规模的地方国有企业的民营化,从90年代早期一直到末期。

记者:你指的是朱镕基改革时期?

张维迎:对,朱镕基改革时期很多国企民营化不是中央发起的,而是地方政府发起的。有一些改革其实朱镕基一开始还有些不愿意,比如山东诸城市把自己管的国有企业都卖了,市委书记被戏称为“陈卖光”。有人向中央反映此事,朱镕基还派人专门去调查。朱镕基真正的转化,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。这个金融危机使得他认识到,如果国有企业的坏账再不解决的话,拖下去银行也资不抵债,就要爆发大的金融危机。所以他开始对国有企业进行“结构性调整”,亦即股份制改造,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。还有所谓的“减员增效”等等措施,都是在这个背景下做的。这一轮改革包括银行体制改革,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承接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。2003年,政府引入国外的战略投资者注资国有银行,也动用外汇储备来解决银行的呆坏账,那时候国有银行已经属于技术性破产。

我们下一步面临的债务危机,可能会由地方债务引发。地方政府借了好多钱,投入了好多工程,但是它付不起这个钱,可能表现出的是企业债务危机,但根源上是在政府。但如果处理好的话,可以变成我们下一步新的经济改革的契机。这几年地方政府又办了一些新的国有企业,省一级的国有企业、市一级的国有企业、甚至县一级的国有企业都有,应该尽快地释放出去,也就是重新启动民营化。包括国家控制的好多资源性企业、垄断性企业,也可以进行民营化。

同时也应该利用这个机会重新界定中央和地方的关系,李忠瑞图片,这实际上也是政治体制改革。这么大的国家,从长远来看,要维持长治久安,我觉得地方自治非常重要。现在这种大一统体制下,官员像走马灯似的,只有借债的权力,没有还债的责任,地方政府不会有积极性负责任地去对待自己的债务问题。应该通过立法的形式把地方的权力、责任都规定清楚,包括地方上什么项目要通过什么样的程序,地方政府征税要经过什么样的程序等等,都要有明确的章法。不能像现在这样,能找到钱就花,就算没有钱也要花,花了之后再横征暴敛去找钱,或者干脆赖账不还。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的管理和使用尤其要有章法,土地出让金是资产性收入,应该变成储备资金,像现在这样的现收现支实际上是寅吃卯粮。

我们应该认识到,政府横征暴敛会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和不稳定。前一段时间媒体曾报道河南驻马店市因征收超生费引发了人命案。财政收入不行了,政府就去重复征收计划生育超生子女抚养费,原来交过一次了还得再交一次。这样做非常不负责任且非常危险,因为它事实上损害了整个政府的信誉,令老百姓觉得政府就是个无赖。我看这个后就想到,200多年前,法国大革命之前,法国政府穷兵黩武,财政入不敷出,国王没钱了就卖爵位,卖贵族头衔,买到贵族头衔的人就享有免税的特权。结果进一步减少了税收,国王就又不断废除新贵族的头衔,说某年之后买的不算了,必须重新交一次钱才有效。这个政策引起很多贵族不满,贵族和国王的矛盾就不断激化,最后导致了革命。现在政府做的重复征收超生费这样的事,会产生类似的效果,使得老百姓对政府严重不满,因为你朝令夕改、说话不算数,任意地追加各种税收和费用。所以,从长计议,应该把解决问题的着眼点放在国有企业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,怎么约束政府的权力、怎么界定中央和地方的关系、怎么走向地方自治。

记者:中央会做什么,会不会建立更规范的制度去约束地方政府的举债?你有什么预期?

张维迎:我相信从中央政府的角度,一定会出台一些措施,否则会给未来经济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。另一方面,还要考虑怎么调动地方政府做事的积极性,这个非常重要。如果地方政府没有做事的积极性,这个国家就无法稳定,亦无法发展。像上世纪80年代、90年代许多改革措施,包括财政包干等等,使地方政府有了改革的决心、改革的压力,因为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,只有改革才能发展。现在情况不同了,当然这与干部的素质和结构变化有关。

记者:为什么这么说?

张维迎:上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一批干部,他们可能都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打击,被打倒了,出来(复出后)是一种做事的心态。很多地方官员具有政治家的运筹和政治领袖的素质,他们都有很强的历史使命感、责任感。但是现在的地方官员,就是一个官僚,官僚就是要往上爬。当时(80年代)地方好多人干事不是为了往上爬,而是觉得这个位置上,就要干这个事儿。现在就完全不一样,好多官员成天想的就是,我在这个地方干两三年,一定要换一个位置,要往上走。我曾说过,官员就两类人:有些人当官为干事,有些人干事为当官。这两种人很不一样,当官为干事的,得到位置,就是想用这个位置实现我的理想,去做事儿;干事为当官的人,也不是不干事,但是他干事的目的就是为了得到提拔。所以干什么不干什么就看对自己的提拔有无好处,如果干这件事能增加我被提拔的可能性,我就干,如果不能增加提拔的可能性,我就不干,如果对提拔有风险的话,就更不能干。

记者:现在更有这样的风气:这件事情对我有没有利,qqgameprotect,我不知道,对我的竞争对手不利,那我就干。

张维迎:这种情况当然有,因为越往上走,位子越少,竞争越激烈,给竞争对手制造麻烦,就等于增加自己提升的机会,所以勾心斗角是官场的普遍现象。我觉得基本上,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,有相当一批政府官员——中央和地方的——都是当官为干事。现在这样的官员不是绝对没有,但已经很少很少了。你去采访一个省长、一个市长,你听他讲得头头是道,干这干那,很容易被表面现象所迷惑,觉得我们的官员确实很有事业心,像企业家一样。我不否认确实有这种理想主义者,但是,现在一些官员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完全是两码事,他们已是最最超级的演员,嬉笑怒骂可以随时转变。我们现在很多地区,投资都超过该地区的GDP,原因就是要干出所谓的政绩。政绩一定要让大家能看到才行,永安一中十佳,如果是前任干的工程我接着干,大家看不到我的政绩,或者会把功劳归给他不归给我。这就是为什么每个官员新上任以后一定要开始新工程。

记者:政策也不能得到延续。

张维迎:对,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。另一个原因是,只有通过大量的投资才能形成腐败渠道。一个官员上去以后,过去讲“一人得道鸡犬升天”,现在一人得官鸡犬发财,所以好多人都期待着。而且他之所以能上去,也是由于很多人帮他的忙,也就是好多人在他身上做投资。这些投资人就希望有回报,所以他上去之后一定要搞出很多项目来,麦琦视觉,然后才能安排弟兄们来做,否则的话你怎么回报大家?很多官员实际上出于这样的动机去做事,结果就很坏。

有些事情表面看着很好,似乎是为老百姓谋福利,但我们别忘了经济学上一条最基本的道理: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。他做这些事,付出的代价是多少?很多人不去想这个代价,以为只要做事就是好官。好比说我自作主张给你买了一架私人飞机,你说这对你是好事还是坏事?如果你是个亿万富翁,这对你来说也许是个好事;但如果你是个白领,肯定坏事儿了,因为它会让你倾家荡产。我们一些政府官员做的形象工程,甚至所谓“民生工程”,表面上对老百姓有好处,但是实际上会导致政府破产。而且这个过程当中伴随着严重的腐败,引起道德上的堕落,对的伤害更严重。经济上的破产,财务上的破产,这都是表面的,可以算出来,最大的破产是你的道德的破产,这两个是相连的。

记者:除了这些你觉得还有其他的风险吗?房地产方面会不会也成为下一个危机?

张维迎:经济是连在一块儿的,如果地方债或者期债的金融危机出现了,房地产肯定也会出问题。当然的房地产可能跟西方不太一样,我们好多房子的抵押贷款比例还比较低,很多人可能扛得住。西方人买房贷款比例很高,房价一跌就扛不住了。所以我们2009年房价比2008年同期掉了,只是一些生意人扛不住就卖了。但无论如何,不可能一方面出现了金融债务危机、经济危机,另一方面房价还在继续高涨。这绝对不可能,不符合经济学的基本逻辑。

记者:所以你觉得这仍然会是未来的一个风险?

张维迎:嗯,很大。而且我觉得这一关,搞tv,肯定要经历下次经济金融的震荡和危机,不经历这个危机是过不去的。其实2009年是经济调整的很好机会,政府也有的说,跟老百姓有的说,全球都在经历危机,我们不可能独善其身,所以要有度苦日子的准备。因为那次危机不是自身,是外来的一个冲击,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进行结构调整,开始增长方式的转变。全球经济负增加,我们要“保八”,最后经济增加高达9.2%,开什么玩笑,你想拯救世界?这也说明我们这种体制是逞能的体制:我们多厉害,风景这边独好,主义挽救资本主义。你以为你逞能,全世界都靠你,结果把自己搞下一身病,现在人家开始好了,你的病该发作了。2008、2009年危机带来的另一个负面效果,就是政府官员观念、心态变了。2008年之前虚心,谦虚,重庆的变化,还要向人家学,2009年之后,我们就是第一,到处教训人家,完全不一样了。还搞出个所谓的“模式”,更是不得了。

一般有自信心的人,就不会很敏感,别人说他点坏话,他也很大度。没自信心的人呢,就特别敏感,人家说句悄悄话,他就觉得是在骂他。其实国家也有这个问题,我们国家就比较敏感,显得比较要面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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